作為帝國沖突的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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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本文原文所配題圖,插圖作者為John Whitlcok

圖片來源: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2/05/world-war-ii-empire-colonialism/629371/


作為帝國沖突的二戰


作者:丹尼爾·伊默瓦爾(Daniel Immerwahr)

譯者:姚嘉源

長久以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直在同盟國的宣傳中被當作是民主自由對抗暴政強權之間的鬥爭。但這樣的觀點是否全面公允?如果將觀察視角拉高到全球的角度,是否能得出不同的結論?美國西北大學教授丹尼爾·伊默瓦爾(Daniel Immerwahr)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2022年5月刊上發表文章《改變地圖、改變道德》,就英國著名歷史學者理查德·奧弗裏(Richard Overy)教授的新作《鮮血與廢墟:最後的帝國戰爭(1931—1945)》(Blood and Ruins: The Last Imperial War, 1931-1945)作了介紹。奧弗裏教授的新作一改過去西方二戰史研究局限在歐洲戰場的區域性視角,將太平洋戰場的情況也納入視野,強調以全球性視角來看待二戰。奧弗裏教授認為,二戰的起因和核心都在於帝國之間圍繞殖民地的沖突和碰撞,常被忽視的殖民維度才是二戰的關鍵所在。

圖為本文作者丹尼爾·伊默瓦爾(Daniel Immerwahr)

圖片來源:faculty.wcas.northwestern.edu/daniel-immerwahr/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是為什麽而戰?按同盟國領導人的說法,這並非難以回答的問題。前美國副總統亨利·華萊士解釋說,“這是一場自由世界和奴隸世界之間的鬥爭”。溫斯頓·丘吉爾說,“這是納粹和民主之間的鬥爭”,一方是“暴政”,另一方是“自由、和平”的國家。


但願事情確實那樣簡單。同盟國也將蘇聯——“一個與世界上其他獨裁政權無異的絕對獨裁政權”納入其中,富蘭克林·D·羅斯福曾形容這是“把水攪渾了”。但其他主要的同盟國也並非完全的自由民主的國家。當時的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美國以及中國均屬帝國。根據我的統計,上述國家共將占到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以上的6億民眾置於殖民奴役之下。


這一事實並非無關緊要,帝國是戰爭的起因和過程的核心所在。然而二戰的殖民維度卻不常被關注。最受歡迎的書籍影視作品皆是按丘吉爾的說法,將二戰描述成是熱愛自由的國家和殘暴專制政權之間的戲劇性對抗。在美國,人們對二戰的記憶仍是“正義的戰爭” ,是最偉大的一代(the Greatest Generation)戰勝了邪惡。


當戰爭故事聚焦在阿道夫·希特勒入侵歐洲主權國家的時候,這種理解是部分可行的。但如果戰爭故事被聚焦在太平洋戰場上,這種理解就會被動搖。在太平洋戰場上,日本人以歐美殖民地為目標,在“亞洲人的亞洲”的旗號下奪取了這些殖民地。盟軍雖然擊退了日本侵略者,但是只是恢復了“歐洲人的亞洲”:將緬甸歸還給英國人,又將印度尼西亞交還給荷蘭。


圍繞殖民地的太平洋沖突揭示了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個更大的真相,這也是在有關沖突領域最傑出的歷史學家之一,理查德·奧弗裏(Richard Overy)的觀點。在完成了大約二十本聚焦歐洲戰事的著作之後,奧弗裏擴大了他的寫作範圍:他的新作《鮮血與廢墟:最後的帝國戰爭(1931—1945)》(Blood and Ruins: The Last Imperial War, 1931-1945)長達上千頁,拒絕像往常那樣將太平洋戰場當成“附錄”。相反,它將第二次世界大戰視作是一個真正的“全球性事件”。

圖為理查德·奧弗裏的新著《鮮血與廢墟:最後的帝國戰爭(1931—1945)》(Blood and Ruins: The Last Imperial War, 1931-1945)的書影。

圖片來源:www.penguin.co.uk/books/106335/blood-and-ruins/9780713995626.html


有鑒於此,有一件事變得清晰起來。無論第二次世界大戰是關於什麽的,對於交戰雙方而言,都是一場為帝國而戰的戰爭。


是什麽推動了德國、日本和意大利的征服進程?有鑒於其好戰行為是如此魯莽沖動且具破壞性,很容易將其視作是病態化的表現。三國的最高統帥部顯然充斥著瘋狂,但三國在同一時間以同一方式的解釋難以讓人信服。奧弗裏認為更好的解釋應該追溯到更遙遠的過去。


正如意大利外交部所說的那樣,19世紀發生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奪取殖民地的障礙賽”。英國贏下了這場比賽,其他最終加入的同盟國只獲得了次等的獎賞。軸心國遲遲沒有出場,得到的是殘羹冷炙。更糟糕的是,贏家將敗者拒之門外,斷然拒絕了日本加入大國俱樂部的嘗試,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褫奪了德國微薄的海外財產。進入1930年代後,同盟國擁有的殖民地面積是軸心國的15倍。


日本、德國和意大利是正在崛起的經濟體,但並非大帝國。這是個問題嗎?今時今日這不是問題,21世紀的國家不再需要殖民地繁榮經濟。但20世紀上半葉則要適用不同的規則。當時的國內工業強國依賴來自遠方的原材料。倘若沒有殖民地,工業國家確有理由擔憂現成的原材料供應。希特勒從未忘記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封鎖,這導致德國的諸如橡膠和硝酸鹽等工業原料供應被切斷。1929-1932年間的大蕭條導致世界貿易激減三分之二,威脅到了一種新形式的封鎖。


隨著跨境貿易的崩潰,富國尚能依靠其境內的一切資產維持生計。英國和法國可以依靠其建立的帝國,但是德國人呢?正如一本流行小說的書名一樣,他們是個“沒有生存空間的民族”(譯者注1)因此,也就不難理解希特勒對於 Lebensraum的執念與意大利人對spazio vitale的追求——這兩個詞都應譯成“生存空間”(living space)。日本人所抱怨的“ABCD包圍網”,也指的是他們對石油、橡膠等重要資源的追求被美英中荷四國所包圍(譯者注2)。


奧弗裏認為,這場戰爭並非和平民族國家與暴力狂徒之間的對決。對此更好的理解是掌權的帝國主義者和反抗的帝國主義者之間的沖突。英國、法國和美國之所以傾向保持和平,是因為他們對現狀感到滿意。“我們已經得到了世界的大部分,或者說最好的部分。”“我們只想保住我們已經得到的東西,並防止他人從我們這裏奪走這些東西。”相比之下,日本人、德國人和意大利人則試圖對戰利品進行激烈的重新劃分。


在珍珠港襲擊的當日,日本政府將戰爭歸咎為英美列強“征服世界的自私欲望”。


從全球的角度觀察會得出對戰爭的不同看法。例如,戰爭是何時開始的?大多數講英語的人都會說是1939年,當時德國入侵了波蘭。但那時候中日之間的戰爭已經持續兩年,並以暴力侵占了北京、上海以及首都南京(中國業已要求中小學教科書采用1931年日本入侵滿洲作為抗日戰爭的起始年份)。只有把亞洲排除在外,才能聲稱第二次世界大戰自1939年起持續到1945年。


日本挑起了戰爭並使戰爭成為一個“世界”事件。直到1941年,亞洲大陸和歐洲與地中海的區域沖突在很大程度上是脫節的。1941年12月7日-18日,日本通過襲擊大英帝國在亞洲的殖民地將這些沖突攪合在了一起。日本搶奪英國殖民地將這個大國猛然拽進了太平洋的戰爭。這同樣是美國被拖入戰爭的原因所在:盡管美國自我陶醉說要抵抗法西斯主義,但其直到另一個國家試圖爭奪其領土時才宣戰。

圖為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於1941年12月8日在美國國會聯席會議上就珍珠港事件發表演說。

圖片來源:www.archives.gov/publications/prologue/2001/winter/crafting-day-of-infamy-speech.html


1941年12月的襲擊事件在美國是相當撲朔迷離的話題。在美國,這一事件被記為“珍珠港”,並被刻在1941年12月7日,羅斯福將這難以磨滅的事件稱為“惡名昭著的一天”。盡管羅斯福的演講集中在日本對夏威夷領土珍珠港的轟炸上,但這遠非唯一的目標。正如羅斯福在演講中一個不起眼的部分所承認的那樣,日本人襲卷了太平洋上的英美財產。短短幾小時內,他們不僅襲擊了夏威夷,還襲擊了美國領有的關島、菲律賓、中途島、威克島以及英國治下的馬來亞、新加坡和香港。


只有夏威夷和中途島因為國際日界線的特殊劃分使該事件定格在12月7日。在其他地方,惡名昭著的日期為12月8日。由於將時間限制在12月7日,又將地點限制在珍珠港,美國人未能完全抓住這一事件的意義。這不僅是一次擊沉戰艦的嘗試,更是一場對英美殖民地的閃電戰。同樣地,這也是珍珠港事件所忽視的另外一點——日本人取得了成功。盡管日本人未曾征服過夏威夷或中途島,但他們拿下了所有的其他目標:短時間內還增加了英屬緬甸、澳大利亞所屬的新幾內亞和巴布亞領土、幾乎所有的荷屬東印度群島(今印度尼西亞)、阿拉斯加的西端乃至一群被殖民的太平洋島嶼。


在太平洋,二戰顯然是為帝國而戰的一場戰爭。奧弗裏認為在歐洲亦復如是。希特勒曾說:“印度之於英國,正如東方之於我們”。他又換了個比喻,指出德國人應該“將當地人視作印第安人(Redskins)”。


霸占土地之意圖是攫取資源,軸心國劫掠了其所征服的領土。由於日本人扣押了糧食,數以百萬計的亞洲人挨餓——印度尼西亞人和越南人都遭受了饑荒。德國人實施了包括將猶太人作為目標的劫掠,但其目標不僅限於猶太人:其難以理喻且殘酷無情的“饑餓計劃”,即以沒收的蘇聯糧食來養活自己,是在意識到若計劃成功將殺死3000萬人的情況下實施的。“饑餓與殖民化是德國的政策”,歷史學家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寫道,“討論、同意、制定、分發並理解。”


但這些政策真的有效嗎?奧弗裏認為最終是沒有的。要入侵一個國家並征服它,迅速恢復其全部生產力並帶走其出產的貨物,與此同時還要打仗,這是相當困難的。軸心國生活中的極端暴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為占領者不顧一切地試圖攫取根本無法獲得的資源。


與此同時,同盟國尚有不少領土可資利用。英國僅從印度就可調集270萬軍隊。美國的大陸領土是在19世紀基於戰爭、購買和對土著人的剝削贏得的,並擁有世界上已探明石油儲量的60%。當美國人自底特律向北非運送坦克之時,德國人和意大利人的燃料正走向耗盡。美國的供應由基地組成的全球性循環系統維持,其中不少基地位於盟國殖民地,橫跨加勒比海、非洲、亞洲以及太平洋。


通過從日本手中奪得太平洋島嶼,美國在1945年成功將其網絡錨定在對日本本土島嶼的攻擊距離之內,並對其實施徹底轟炸。當日本帝國滅亡之時,同盟國就爭相奪回其失去的殖民地。


同盟國領導人並未糾結於為自由而戰和為殖民地而戰之間的矛盾。事實上,他們並不總是看到這類矛盾。英國殖民地大臣曾在戰爭結束之時放言:帝國一直是“捍衛自由的巨大機器”。


殖民世界的情況看上去有所不同。奧弗裏更關注的是帝國主義統治者而非其臣民——換句話說更關注英國和日本,而不是緬甸或菲律賓。然而他對殖民地生活的一瞥證實了莫罕達斯·甘地對羅斯福的警告,即在這些領土上,盟軍對保護自由與民主的自吹自擂是“空洞的”。


甘地的祖國印度於1939年介入歐洲的沖突,並非出於民眾平息納粹主義的渴望,而是因為英國總督代表印度宣戰。甘地許多民族主義者同胞辭去公職以表抗議,但收效甚微。英國政府從知名地征用軍隊與物資,並以欠條賒賬支付,戰後再來兌現。對於已經限於貧困的印度而言,經濟上的消耗造成了一場危機。


孟加拉——一個靠近日本帝國邊緣的印度省份的情況變得愈發糟糕。殖民地當局沒收了食物、疏散了村莊並銷毀了數以萬計的船只,只因擔心日本侵略者會得到這些船只。然而,這也阻斷了當地的支援來源並導致了恐慌性囤積,許多孟加拉人挨餓。


當然,英國人認真對待饑饉問題。歷史學家詹姆斯•弗農曾寫道,倫敦的政府“充斥著營養學家”。戰爭意味著物資匱乏,但官員們堅持研究公眾需求,尤其關注弱勢群體,並深思熟慮如何公平分配食物。丘吉爾的態度很堅決:“什麽都不能幹擾維持這個國家的人民的耐心和決心所需要的供應。”


然而丘吉爾所說的“這個國家”指的是不列顛群島。在英國,國家的營養計劃是如此成功,以至於盡管存在短缺,但飲食仍舊得到了改善。與之相比,在孟加拉,英國官員幾乎沒有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阻止其親手造成的匱乏演變成饑荒。他們堅持讓市場自由運作,眼睜睜地看著大米流出孟加拉和民眾死於饑餓。奧弗裏僅用一個段落來記述由此產生的饑荒,但記錄了龐大的死亡人數,他認為達到了270萬到300萬。迫於壓力,倫敦的戰時內閣拒絕提供援助,丘吉爾指責印度人“像兔子一樣繁殖”。


甘地及其政黨印度國民大會黨的領導人強烈抗議政府導致饑荒的沒收政策,並在數日後威脅說,若印度不獲得自由就將推動大規模的公民抗爭。丘吉爾大怒,他認為“我們不會讓霍屯督人通過公民投票將白人丟進大海”。英國人逮捕了包括甘地在內的國民大會黨領導人。到1943年底,約92000人被關進監獄。


“我們對英帝國主義的抵制不會遜於對納粹主義的抵制,”甘地致函希特勒時寫道,“如果有區別,那就是程度上的區別。”非洲裔美國重要思想家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也不確定其看到了什麽區別。他在戰後寫道:“並不存在納粹暴行”,“歐洲的基督教文明長期以優越種族自居,並以捍衛優越種族的名義對世界各地的有色人種實施此種暴行。”


按照此種邏輯,印度民族主義者蘇巴斯·錢德拉·鮑斯(Subhas Chandra Bose)逃離了英國在孟加拉對其的軟禁,逃向希特勒德國。鮑斯招募了數千名被俘的印度人與德軍作戰;隨後轉向日本帝國,協助組建起一支印度僑民軍隊,進攻英屬印度。對鮑斯而言,這並非入侵,而是解放。


鮑斯率領的自由戰士很快遭遇到失敗。但是他們的事業引起了反響。在整個亞洲,帝國正走向崩解。曾經被嚴格管控的武器在戰鬥中被廣泛傳播,而日本又以其終結外國統治的高調宣傳火上澆油。白人被驅逐而亞洲人取而代之的景象是殖民地人民無法輕易忽視的。


同盟國戰勝了軸心國,但正如奧弗裏所指,戰鬥並未停止。奪回同盟國的殖民地不僅僅要打敗敵對的殖民者的。這同樣意味著要同殖民地人民對抗,因為他們已經武裝起來且不願意回到舊的生活方式。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後的短短一個月間,印度尼西亞和越南相繼宣布獨立,馬來亞也處於叛亂之中。


英國人、法國人和荷蘭人為了守住其財產,進行了血腥的最後一搏(荷蘭士兵被指示“在你被射中之前開槍,不要相信任何黑人!”),但他們最終輸掉了這些戰鬥。1940年,世界上幾乎每三個人中就有一個人被殖民統治。到1965年,五十人中也幾乎沒有一個人遭受殖民統治。


很少有人將法國在越南的戰爭(或緊接下來的美國的越南戰爭)算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但為什麽不這樣做呢?這個故事於1945年終結,只因為將重點放在歐洲戰場和民主主義和集權主義的框架上,將帝國排除在外。


忽視帝國也將第二次世界大戰變成了一場道德上的勝利。這對勝利者而言是一種寬慰,但也許太過分了。當1945年後德國和日本開展了嚴肅認真的和平運動,但同盟國尤其是美國卻保持了其戰爭立場。盡管美國在打敗日本之後再也沒有宣戰,但根據學者大衛·維恩(David Vine)的計算,只有1977和1979年這兩年美國沒有入侵外國或在某個外國作戰。


從柬埔寨到剛果,暴力事件頻頻發生,而且往往以二戰為藍本。首先,“自由世界”在冷戰中與“極權主義”的敵人作戰,隨後是“邪惡軸心”與“伊斯蘭恐怖主義”。西點軍校教授伊麗莎白·薩米特(Elizabeth Samet)在其最近出版的《尋找正義之戰:美國的健忘者和對幸福的暴力追求》( Looking for the Good War: American Amnesia and the Violent Pursuit of Happiness)中寫道:“每一場接踵而來的沖突,都導致了美好戰爭神話的重現與重塑,並證明或解釋美國力量的使用。”美國領導人深信戰爭本身是美好的,因此一次次地以新的名義尋求再次發動戰爭。


他們透過甘地而非丘吉爾的視角來看待這場戰爭或許會更好:這是一場領土爭奪戰,而非正義與邪惡之間的末日式對決。由此他們或許會記得這場戰爭更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自私的對手之間的致命碰撞。那場更早的戰爭甚至讓勝利者對軍國主義的道德說教產生了懷疑。但通過將注意力限制在歐洲且對全球性戰爭采取了區域性觀點,二戰的西方勝利者避免了這一教訓。

文章來源:

Daniel Immerwahr, Change the Map, Change the Moral, The Atlantic, May 2022.


網絡鏈接:

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2/05/world-war-ii-empire-colonialism/629371/


譯者介紹


姚嘉源,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國際法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現為法意觀天下編譯組成員。


編輯:楊韻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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