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絕不希望孩子被資本撕裂”: 一位70後媽媽的犀利深思 | 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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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南枝 |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

✪ 談行藏(訪) | 文化縱橫新媒體編輯部


【導讀】近年來,性別話題不時成為輿論熱點。一方面,這一話題經常激起對立情緒,但另一方面,簡單化對立背後,人們對問題的認識又充滿迷霧,以至於爭吵之後,問題無解,撕裂卻在拉大。近期,文化縱橫新媒體采訪一位70後母親、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魏南枝老師,就當前社會關注的女性議題展開討論。

魏南枝老師從百年視野分析中國女性解放的歷史過程,認為當前女性問題面臨雙重壓力:一重是傳統家庭式的產權關系錯位,導致夫妻、母子關系錯位;另一重則是資本邏輯對人的異化和壓制。關系錯位給年輕女性帶來壓力,而資本邏輯則要求包括女性在內的普羅大眾,都成為純粹的勞動者和消費者,都去拼命工作、努力消費,而不為包括家庭在內的其他需求去付出。但從本質上看,人類對社會關系和愛是有天然需求的,社會原子化和資本支配化,最終會對人造成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傷害。今天性別議題爭議如此激烈,態度撕裂被不斷放大,就是一個側面反映。

她認為,要建設性地、進一步推動中國婦女解放,需從社會結構切入,從制度、法律、觀念等層面做出努力。我國有婦女解放的社會主義傳統,也曾有許多支持婦女解放的有效機制,這些機制對今天來說,依然有著重要意義。我們要把對社會問題的關注,轉化成實質性的改變力量,首先就要跳出精英化的視角和知識分子自身的想象和投射,去關注真正的問題和實際的困難,通過務實的制度優化、社區建設和能力培養,為女性進一步賦能,以實踐精神推動女性解放,進而推動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社會觀察”特稿,原題為《撥開當代女性議題的迷霧》,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文化縱橫新媒體

“社會觀察”特稿


撥開當代女性議題的迷霧


《文化縱橫》:過去百年來,中國在產業變革和政治變革的基礎上,興起了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土地問題、城鄉問題、勞工問題、青年問題、婦女問題、家庭問題、道德問題等等交織在一起,構成中國社會變革的復雜圖景。這其中,婦女問題正引起新的關注和討論。您如何看待當代中國婦女問題的變遷?今天的婦女問題,與歷史上的婦女問題,有何異同?

 

魏南枝:我想,從百年歷史看中國的婦女問題,更有助於我們理解今天這個問題的復雜性。為什麽這麽說呢?


回顧革命時期,當時的婦女平等問題,就是要打破傳統社會結構對婦女的壓抑。婦女解放既是中國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革命能夠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從農村的革命,到少數民族地區和邊遠地區的解放,我們能看到大量的,隨著女性解放而來的女性自我認識提升、進而改變其個人命運和子女命運的鮮活事例。所以女性是革命事業中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這是我國革命的寶貴經驗,也代表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婦女地位的基本認識。


我國女性社會地位的一個高峰,出現在毛主席時代,後來經過持續推動,在社會層面充分體現出來,是在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這是全球公認的,那個年代我們在女性解放方面的作為,無可指摘。通過農村的生產隊、城市裏的單位等形式,形成了男女共同參加社會生產勞動的經濟機制。但這一時期,女性解放主要還是爆發式、政治化的,由先鋒隊帶領著向前推動。後來,隨著生產隊的解散和單位體制的改革,女性解放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也發生變化,就難以持續下去了。


從社會結構的角度來看性別問題,真正具有解放意義的,是改變女性必須依附男性的傳統關系結構。這一關系的肌理,與一般的想象,存在一定差異。歷史上,從漢唐時期甚至到宋代,女性離婚改嫁都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據史料和藝術作品記載,女性是掌握生產資料的。在古代的中產以上階層的家庭裏,丈夫去世後,妻子掌握家庭財產,而財產的增長主要來自於兒子,兒子主要從事經濟活動,要把收入交給母親。所以實際上,在中國傳統家庭關系中,母子關系比夫妻關系更重要。這是傳統女性對兒子的執念很深,而且婆媳之間要爭奪兒子或丈夫的重要原因。今天人們爭論女性主義問題時,往往還忽略了另一個重要角度:婦女解放,很多時候反對的不是丈夫,而是婆婆。背後的根源,就是傳統家庭關系中的夫妻、母子關系錯位,而錯位的背後是家庭內部的產權關系


我們建國後一個時期內的婦女解放工作,抓住了關鍵點。當時城市單位裏都有托兒所,孩子出生50天後就可以送去托育,農村生產隊中也有類似的互助組織。這些機制,讓女性在生育這個人生最脆弱的階段,得到社會的幫助和支持。而在傳統家庭關系裏,是一種錯位的經濟和道德關系,在女性最需要幫助時,只有向婆婆求助,才可能配合丈夫來從事經濟勞動。女性獲得幫助,而丈夫和孩子出於感情,也會要求女性對待婆婆,像自己一樣孝順,從而使得女性對婆婆的照顧和順從,成為一種道德義務。像托兒所之類的社會支持,就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女性跳出傳統家庭關系。


而且在這一時期,婦女解放與掃盲一起,不僅為整個社會增加了一批重要勞動力,也促使女性地位平等、女性平等參與生產勞動等方面的思想、能力和意識有了很大提升。那個年代湧現了一批非常優秀的女性勞模。她們是很有價值的研究對象,也是真正意義上最解放的女性。


改革開放以後,我們借鑒了國外的一些具體制度和做法,伴隨高度市場化而來的,是社會的高度原子化。之前建立起來的托兒所等等隨之消失,女性在生育階段缺乏社會幫助,只能回歸家庭,有的成為全職媽媽,有的求助婆婆。這就又重新回到類似傳統家庭的關系結構中去。如果單從女性解放角度看,以資本為核心邏輯的一整套做法,本身就是一種性別不平等的制度。資本的要求是,人要做一個能夠提供價值的勞動者,女性不能去生育,不能因為生育而付出時間和成本的代價——例如美國社會到今天都沒有產假一說。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國女性解放在一定程度上遭遇了挫折。

  


《文化縱橫》:當前輿論場中,有關女性問題的討論,出現了標簽化、情緒化、兩極化的現象。像“女權主義”這樣西方舶來的概念,原本很流行,如今卻似乎變成一個負面話題。為什麽會這樣?您認為這一變化背後,有著怎樣的社會心理機制,更深一步,有著怎樣的社會政治因素?

 

魏南枝:前面已經提到,資本主義本質上就是一種不平等的制度。一些分析認為,現在圍繞女性主義話題所生成的信息場中,參與主體非常復雜,不僅僅有利益相關方和我們普通大眾參與,而且還浮現出諸如CIA(編者注:美國中央情報局)等資本主義國家特殊機構的身影。從歷史和現實中可以發現,資本主義最擅長通過推動反對資本的議題來鞏固資本主義。因為一旦普通人在議題中形成立場,進而互相對立時,就不可能團結起來,去對抗資本主義本身了。


具體到今天的女性主義討論,很容易陷入兩種誤區:


第一種誤區,是各方面都要和男性比,恨不得把男性踩在腳下,才能顯示對女權主義的堅定追求。但這是一種極度的控制欲望,背後還是基於對男權主義的認可:先把男性放在強者位置上,那麽如果女性打敗了這個強者,就成為更強者。但很多人沒意識到,這種打敗暗含一個背景,即社會價值的制定標準還是在男性手中。真正的心態解放,應該是根本不關心、不在乎男性怎麽看,對吧?


第二種誤區,是完全把男性視為洪水猛獸,搞徹底對立,拒絕結婚,拒絕生育。但這其實就掉進資本主義陷阱裏去了。一輩子不結婚、不生孩子,就消費,做一個能夠提供價值的勞動者,然後繼續做好的消費者,但最終給自己留下了什麽呢?


人類,都是需要一定社會關系的。我做社會保障相關研究時,曾經到養老院實際體驗過。在那裏感受很深的是,人到最後階段,金錢、身份等所有東西都不重要了,人最需要的只是一個字——愛。但愛是只有你真正付出,才能得到的。家庭,才是建立真正感情關系的地方。


對於女性來說,懷孕生產階段是脆弱的,之後養育孩子的過程,要付出更多。但在這個過程裏,母親與孩子之間能建立起真正的愛的關系。母親對孩子的保護,和孩子對母親的感情更親更深,這是大自然給予女性的回饋。所以我理解的“天道”,不是人要順從哪個性別主導的秩序,而是人要接受和用好自然存在的某種平衡。


然而,所有利用身份標簽來造成對立的炒作,都會剝奪每個人愛的能力和意識,結果是人退回到動物狀態——自己感覺好像無所不能,越來越強大,但其實與各種社會關系都剝離了,與原生家庭割裂了,也不組建新的家庭,不願意生孩子,甚至不願意與他人產生鏈接,到最後就只能依賴工作,乃至於被工作綁定,但其實工作是最靠不住的。一個人周圍的鏈接,越來越被消解,就會變得越來越脆弱。


國內外都有研究指出,今天輿論場上的一些話語話題或“文化戰爭”背後,是資本主義最上層精英的無形操盤。在這些精英的視角下,隨著科技發展,社會已經不再需要那麽多人口,多出來的人口既不能很好地組織起來生產,又不能成為很好的消費主體,到最後就變成他們眼中報廢的垃圾人口。既然如此,那就設計一種文化標簽,造成一種流行思潮,讓人自覺地不生孩子、減少人口。這些拒絕生育的話語標簽看起來很現代,但其本質就是資本主義不需要那麽多勞動力了。在他們看來,人多了就要付出更大的管理成本,還要給這些人投票權,已經不符合資本的利益,那麽不如讓他們認為的“垃圾人口”自我毀滅,例如通過不生育、放開吸毒、放任持槍等等,讓這些人自動消失。


我們的女性問題也是類似的。上世紀90年代開始,我們國內也逐漸接受了這套現代話語體系,女性開始了被商品化和自我商品化的過程,呈現出來就是婦女解放程度的下滑。從表面上看,有關女性的觀念日益新潮,似乎和國際接軌了,但我們往往看不到這些變化背後是一系列龐大的資本主義鏈條的控制。也就是說,我們接受並沉浸在這套話語中時,就已經掉進了一個套子,這反過來阻礙了我們對問題本質的認識。


回到當下現實,為什麽現在的女性越來越不願意生孩子?


我們已經分析了資本主義現代理念的陷阱,以及傳統家庭和財產關系延續至今的錯位問題。傳統的婆媳關系中,年輕一代女性是被壓抑的,而有了資本主義的一套現代理念和話語後,拒絕生育就變成反抗傳統壓抑的方式。不僅如此,資本主義對人的價值的評判,往往是以職場成功為核心的一套標準,所以一旦出現生育這個變數,就對這種價值評判造成嚴重打擊。值得注意的是,現代女性出現產後抑郁症的情況也越來越多,也與這種價值評價的邏輯有關。


我們建國初期的婦女解放工作,真正抓住了主要矛盾和主要方面。在女性最需要支持的時候,提供一個社會托底的作用,幫助女性度過脆弱階段、更好地生活。但這套機制只持續了短暫的一段時間,不可能一下子改變經歷了那麽多代的傳統家庭模式;後來它的經濟基礎也沒有了,也不可能對抗資本主義的不平等模式。


所以我們回頭看,可以發現歷史上有一個時期,中國女性地位之高,是全世界所公認的。也是有賴於那個時期,當代中國有很多女性幸運地成長起來,進入了精英行列,尤其是在學界和商界,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解放運動都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無論是思考女性解放還是思考社會變化,都有必要考慮自然性和社會性的結合。我們一旦脫離自然性或社會性去看問題,就很難看清本質,而且思維很容易被左右。事實上,如果討論女性議題,不厘清背後的機理,只放大性別對立,可能解決不了真正的問題。

  


《文化縱橫》:說到精英女性,確實還有一個社會分層的問題。我們現在所處的社會,是一個復雜結構的社會。有評論指出,有一些女性議題,本質上是特定階層的理念、焦慮、訴求或道德準則的表達。而另一個情況是,精英女性的成功和光芒,與普通女性的境遇,往往有著鮮明的對比,她們面臨的問題也不一樣。女性問題在這樣復雜現實中,往往是多面的,甚至有時相互矛盾。您怎麽看這個問題?


魏南枝:我們用女性議題去回應社會現象時,確實存在視角差異。因為我們每個人看別人的事,都會有自身意識的投射。女性話題中有個現象,尤其是在性別問題上有過自身傷痛的精英女性,無形中會把自己的內心和痛苦投射到一些議題上,她們對公共事件的同情和表達無可厚非,但有時她們提出的其實是自己對生活的想象和要求。人在表達自己內心感受的時候,會有最強烈的情緒,所以這種感同身受,很多時候包含了個人投射。


這也是女性問題兩極化的一個後果。兩極化之後,一些精英女性反而會有強烈的痛苦感。這些女性要同時承擔職場和家庭中的很多責任,很多女性甚至要付出巨大努力來打破重男輕女的社會現實,才能獲得一個較好的地位。她們在公共議題討論中流露出的痛苦值得同情,她們投射的對象也值得同情,但不能忽視的問題是,她們表達的痛苦不一定就等於被投射對象的痛苦,甚至後者真正的痛苦被遮蔽了。


事實上,歷史上女性群體之內也從來不是平等的。即使是女性地位最高的時候,城市女性之間是平等的,農村女性之間是平等的,但城市女性和農村女性之間肯定是不平等的。我們從電視劇、電影、小說裏面都能看到,那個年代的農村女性,為了能進城,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往往要付出很多代價。所以就會有農村年輕女性嫁到城市家庭裏,受到家庭裏的女性欺負的事例。這種不平等,從整個社會來看是城鄉之間的不平等,在家庭裏,又結合了傳統家庭關系的扭曲。


所以城鄉不平等、精英和其他人不平等一直存在,今天可能更為突出。今天中國的精英女性在學界、商界的地位可以達到很高程度,這在全世界也是先進的。不過女性在參政方面,比例還很低。這些年常有人問,為什麽現在女幹部這麽難得?一方面與女性整體發展境況的下移有關,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幹部選拔主要從精英裏產生。當年很多工人出身的女幹部是可以成長起來的,現在還有機會嗎?還有,為什麽非要認為知識分子一定比工人更優秀呢?而且從基層出來的女幹部很優秀,她們可能要經歷更多的困難,怎能不優秀?所以我們關注女性,尤其應該關心勞動女性。大家有興趣可以研究女勞模們,不同時代女勞模的背景和經歷,如果放在一起梳理,會呈現出一個很有意思的時代變遷史。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現在很多女性問題中,爭執的不是男女雙方,而是女性之間。現在有一個不妙的情況是,家庭關系一定程度上重新回到婆媳爭奪的模式。年輕女性的壓力來自於年長女性,反抗的對象也是女性。有時女性內部在對抗,在搞話語對立,男性的牽扯反而不那麽大。要改變這種狀況,女性內部需要形成更多共識,需要更多的互相理解和支持。


《文化縱橫》:今天中國正進入一個民族復興、建設現代化國家的時代。一個現代化的國家,首先要有一個現代化的社會。在新的歷史背景下,如何定位不同的性別角色,確立怎樣的性別理念?聯系當前,有哪些好的趨勢,又有哪些不足有待改進?如何進一步推動中國婦女事業發展,促進社會進步?

 

魏南枝首先還是要看到,我們生活在一個社會形態極其復雜多樣的國家,區域不平衡現象明顯,東部的農村,與中部的農村、西部的農村還很不一樣。如果拿北京、上海、深圳的社會想象,去想象這些區域,很容易脫離實際。因此,對於我們這樣一個多民族、多文化、多經濟形態和多社會形態的國家,什麽叫現代化,要回答起來是相當困難的,一不小心就容易犯想當然的錯誤。作為一種文明形態,中國歷來就以多樣性著稱,我們很難用一個簡單的現代化標準去衡量,也不宜拿自己想象的好去要求別人的好。費孝通先生說,美人之美,美美與共。這是一個基本的良知。


從社會發展角度看,還有很多問題,需要我們共同解決。比如市場經濟結構對女性其實是不利的,《婚姻法》對女性保護不足,未考慮到女性對家庭的更多付出;《勞動法》給予女性更長產假,但又缺乏相應的配套保障,結果是女性的就業空間無形中受到限制;我們已經有了《反家庭暴力法》,這是一個重要進步,但如何把紙面上的法律變成實實在在的反家庭暴力機制,如何通過個案正義實現社會正義,如何避免惡性事件的發生,恐怕還要付出更大努力。另外,還有一些領域搞公共服務市場化,對女性的支持也變少了。我們很多討論往往把矛盾焦點指向男性主導的社會秩序,這種秩序當然有其扭曲性,但問題不可能靠情緒化地反對男權來解決。因為最關鍵的,還是社會結構出了問題,解決問題也必須從社會結構切入。隨著資本邏輯向社會滲透,人越來越無法以人的方式去生活。前面已經分析,資本把人看作剩余價值提供者和商品消費者,一旦普通人達不到這些要求,就會被拋棄、被消失。這些普通人怎麽生活,資本上層精英不那麽關心,也不會把這些人當做平等的人。例如美國、歐洲很多地方,警察都不會進去,而是由黑幫控制,裏面發生什麽,沒有人會關心。對於我們國家來說,這種情況是不能容忍的。我們有社會主義的基礎,在出現社會問題事件時,全社會都會高度關注,國家和人民共同推動問題解決。下一步,我們需要考慮如何把這種精神,轉化成更實際更有效的力量,真正促進社會的發展進步。



這其中最關鍵的,是要給女性賦能。一方面,要設法重建類似當年的、為女性提供支持的組織,包括公共服務性和社會互助性的力量;另一方面,要進一步激活、發揮女性自己的能量,讓她們能夠處理生活工作中的各種問題。中國有近7億女性,想象一下,這蘊含著多麽大的能量?


同時,我們要警惕那些聽起來像特別關照,實際上可能讓女性更加弱勢的事物。就像美國少數族裔問題那樣,真正的解決之道是社區建設,是提高教育水平,而不是降低錄取分數,更不是犯罪後寬松處理,因為那只會讓他們越走越遠越無能,陷入惡性循環。如果我們能發掘一些站起來的女性案例,從她們身上獲得力量,帶動更多的女性也站起來,這不是更好嗎?


女性群體兩極分化的問題需要引起重視。怎麽才能讓那些難以發聲的女性獲得表達機會?我建議做研究時,要和真正的對象展開對話,真正了解她們的困難和要求,而不是陷入知識分子的誤區,代入自己的想象。我也給媒體提過建議,可以去各地農村找最普通的人家,每個省100戶,就問他們最大的困難是什麽,不問幸福就問困難,這是有意義的。


女性之間也要互相賦能。比起在網上爭吵,建設女性之間的互助組織,大家互相幫助,更有價值。這種互相幫助不應限於同代人,是對所有人的。比如面對最麻煩的婆媳關系,我們要追求的是婆婆不欺負媳婦,媳婦也不算計婆婆。如果陷入互掐,又變成一種分裂,解決問題的力量就分散了。


其實,人最重要的東西是愛。人需要與周圍世界產生鏈接,通過不斷互動和溝通,向著積極的方向前進。人的身體會生病,心理也會生病,也需要在社會互動和溝通中,獲得治愈。為什麽這些年來北歐的凶案比例較高?人和人之間分離了,會孤獨,會憤怒,也會面臨很多心理困境,甚至會做出一些極端的事來。因此,我們的家庭不能被資本邏輯所主導。家原本是最溫暖的地方,但很多人為什麽越來越不喜歡家了?因為家成了一個經濟組織,充滿算計,沒有感情。而在網絡時代,我們每個人都被封閉在信息繭房裏,形成一個個“政治部落”,很容易受到極化影響和惡意操縱,互相之間產生矛盾紛爭,消耗能量。可以說,在被資本邏輯扭曲的社會裏,不管什麽性別,都是弱勢者。


坦率地說,我的視角是馬克思主義的。同時,作為兩個孩子的媽媽,我希望孩子們未來能生活好,但絕不僅僅是他們自己過得好,而是我們全社會的孩子都有一個更好的未來,都能在一個更加平等、包容、進步的社會中成長成才,而不是被資本邏輯撕裂。這肯定需要一個過程。這些年我也參與了有關部門的工作,希望推動婦女托育保障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希望我們的公共服務,能夠切實減輕女性負擔。現在像一些地方推出了快樂爸爸、開心媽媽的社區活動,為夫妻共同撫育孩子探索新路。這些都是細節性的小事,但社會建設就需要一步一個腳印地推動起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依然可以充分討論,但不宜陷入話語對立乃至撕裂之中,每個人可以少一些空談、多一些建設,這是我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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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楊韻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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