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磊 | 媒介技術、身體與敘事的共構:數字媒介時代女性主義媒介研究進路的初探

於磊 全球傳媒學刊




於磊:雲南大學新聞學院新聞與傳播碩士。



【摘  要】數字化媒介技術在當下的廣泛應用,深刻影響了包括性別敘事在內的日常生活各領域敘事話語的生產與建構。在簡要梳理了既往女性主義理論研究中的“話語”與“身體”兩個基本維度的基礎上,本文借用韓炳哲、基特勒以及斯蒂格勒的理論資源,從不同的視角探討了數字化媒介技術所造成的敘事困境。結合哈拉維的“賽博格”概念,認為在當下的媒介技術環境中,要想實現對於性別話語的重新書寫,就必須考慮技術問題的重要性,將技術、身體、敘事作為一個整體進行思考。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突破數字媒介平台中的敘事困境,從“技術-身體”處探尋重構更加平等的性別敘事的可能性。


【關鍵詞】媒介技術;身體;敘事;話語;女性主義


2020年,在地球的另一端,當COVID-19疫情正肆虐的時候,一場美國的黑人平權運動,卻一時間搶占了各大媒體的頭條。如同“我也是”(MeToo)運動②一樣,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③這樣的社會運動中,社交媒介在其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某種程度上,正是社交媒介的興起,才促成了全球各色社會運動的不斷湧現(林麗、王玉琦,2018)。從早期的“顏色革命”到與少數族裔和性別議題相關的平權運動,不論最後是“成功”地取得了某種成果,還是復歸平靜,在運動的背後都有著各種社交媒介的影子。


在此,我們要思考的是,社交媒介的興起與普及,對於女性主義政治行動以及性別話語敘事的塑造究竟能夠產生怎樣的影響?數字化技術在媒介領域的不斷延伸,為性別政治提供了何種新的可能,又或是帶來了哪些新的問題?


諸如此種問題之所以進入我們思考的範疇當中,是因為“媒介環境”這一理論概念已經具體化為一種日常生活現象,深刻影響了我們日常生活話語的生成。媒介技術已經成為我們探討各種社會問題時所難以繞開的理論視角。因此,當我們將視線聚焦在性別問題和女性主義的話題之時,我們就不得不考慮,媒介技術的發展與“進化”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


本文將首先以“話語”與“身體”為切入點,簡要回溯有關女性主義以及性別研究相關理論話語,同時從媒介技術研究的理論視角出發,探討在數字化媒體時代,性別話語實踐尤其是女性主義話語實踐的可能性。


一、性別的糾葛——遊走在“話語”與“身體”之間

(一)性別問題中的“話語”與“身體”


在筆者看來,自二戰之後不斷發展的女性主義理論,基本上遊走在“話語”與“身體”之間。


自波伏娃(Beauvoir)和克裏斯蒂娃(Kristeva)開始,受到結構主義符號學和存在主義的影響,女性主義研究便強調“女性”作為一種社會話語的被建構性。在她們看來,男女性別之間的生理差異是為一種“虛假的差異”,女性或者是男女之間的性別差異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被人類中心主義話語或是以男性為主導的社會權力話語所建構的(Soh,2020)。自此,“社會性別”概念開始成為女性主義理論的基礎。“女性”作為一種社會性別,更加被強調為一種權力話語的“生成”,而非自然的給予(貝爾,1999/2010)。正如Zoonen所言:“它們無條件地聚焦於把社會性別作為一種建構的社會物質結構、象征世界以及個人在這之中的體驗,這一觀點較少見於其他的人文與社會科學觀點之中。”(van Zoonen,1994/2007,p.5)


在這種“話語”傾向中,女性主義更加強調男性主導的政治權力、資本主義經濟結構以及文化話語在日常生活中共同建構了關於“女性”的社會性別話語與身份認同。身體差異在此變成不真實的存在,女性主義的任務就是在話語層面對這一“虛假”的身體差異進行重寫甚至於抹除。


另一種女性主義的理論傾向則更加側重在女性身體本身處尋求“解放”的可能性。哈拉維(Haraway)、伊利格瑞(Irigaray)等學者都可以歸做這一傾向的代表。比如,哈拉維的賽博格(Cyborg)概念,就試圖將控制論、生物學技術、身體和馬克思主義糅合在一起,形成一種有關女性的“技術-身體”,進而尋求突破科學和政治話語中對於女性的壓抑與排斥;而伊利格瑞則從弗洛伊德出發,通過對柏拉圖洞穴寓言中“身心二元論”的解構,還原一個“有著性別的,母親的身體”(夏可君,2013,p.209)。


事實上,自二戰之後生發的諸多女性主義理論所具有的“話語”與“身體”這兩種理論傾向,並非是作為二元對立的理論態勢出現的。許多強調女性社會性別話語建構的學者,也對女性身體本身有所關涉。比如巴特勒在《身體之重》中既專門討論了女性身體本身作為“質料”的重要性,又強調了重新書寫性別敘事的重要性(夏可君,2013)。


應當這樣說,女性主義話語中,“話語”和“身體”作為兩種傾向,從其理論源頭來說就是不可能完全分離的。戰後女性主義興勃於20世紀60年代,與法國“五月風暴”學運中所展現的各種理論探索緊密相關,其中波伏娃、克裏斯蒂娃都是運動重要參與者。福柯(Foucault)的生命政治、阿爾都塞(Althusser)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拉康(Lacan)的精神分析、薩特(Sartre)的存在主義、梅洛-龐蒂(Merleau-Ponty)的具身性研究、法蘭克福學派,以及德裏達(Derrida)、德勒茲(Deleuze)都是女性主義理論話語所運用的理論資源(沃林,2010/2017)。在這些理論資源中,“話語”和“身體”從來都不是分置而立的,相反,兩者基本上都是一同得到理論關照的。比如福柯,從話語、知識型到生命政治,福柯既關注語言和話語的問題,又借由生命政治介入身體規訓的討論當中。“五月風暴”中呈現出的那種理論敘事必然要與政治實踐相結合的沖動氛圍,讓這些學者都十分注重破除形而上學傳統中的身心分離的取向,“話語”與“身體”在此處也就呈現出了某種“遞歸”的理論關系。也因此,女性主義的理論敘事中呈現出了一種對“身體”和“話語”的共同關注。身體層面的性別差異,既是不平等性別敘事的根源,也是女性主義重新書寫性別話語的起點,兩者之間是相互依寓的。


(二)錨定在“話語”中的女性主義媒介批判


不過,當女性主義話語進入媒介批評的學術領域當中時,那種介於“身體”和“話語”之間的理論結構也逐漸發生了變化。


“媒介一直處於女性主義批判的中心地帶”(van Zoonen,1994/2007,p.14)。由於女性主義自身對於話語、身份表征、符號再現的強調,使得媒介中諸多對於女性形象的刻板再現,很自然地就成為女性主義學者批判的焦點。也正基於此,女性主義、文化研究以及傳播學媒介批判領域“自然而然”的在文本分析和話語分析處產生了勾連。於是,女性主義理論架構中身體和話語之間的某種平衡,在女性主義媒介批判中就展現出向話語一側的明顯偏移。


女性主義媒介批判並非不關注身體問題,但其對身體的關涉大多基於身體本身作為符號在日常話語中的意義呈現。這就使得媒介批判中的女性主義研究呈現出一種被“錨定”在文化研究和話語分析研究領域的感覺。


將女性主義的媒介批判“錨定”在話語層面本身並沒有問題,女性主義生來便需要話語,需要對於敘事的重寫。正如哈拉維所說:“她們要麽重新解釋起源故事,使其撥亂反正,要麽徹底顛覆原貌編了個新故事。”(哈拉維,1990/2012,p.93)這個“新故事”即使不是對男性中心主義同一性霸權敘事的等價置換,也是一種保存某種差異的女性敘事。


但是,如果僅將視線停留在對於媒介再現的批判或者解構,就多少有些問題。正如我們在前文中指出的那樣,“身體”與“話語”共同書寫著有關性別的“故事”。身體本身為女性主義話語提供了重新書寫的可能性。生理上的(或者說身體上的)性別差異的確為分布在各個社會場域的男權話語提供了言說的基礎,卻也是女性重新書寫的起點。忽視“身體”差異而單純地對媒介再現所展現的權力話語或是符號意義進行批判與解構,並不能實現性別敘事話語的重新建構。


同時,我們還應當看到,媒介為女性主義提供的不僅是作為批判對象的“表層”符號再現內容,還有更深層次的作為技術物實存的媒介本身。作為技術物的媒介,在其自身內部存在著某種結構性的能力,深刻影響著我們在媒介表層的言說方式。麥克盧漢說的“媒介即訊息”、斯蒂格勒(Stiegler)命名的“第三持存”、基特勒(Kittler)標記的“話語網絡”都在提醒我們,現代媒介作為技術物深度介入了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話語生成、行為實踐甚至身體感受。媒介物如同列維納斯筆下那無法被主體消化的“他者”,它隱蔽的“在側持存”,卻又在一次次變遷中無預警地突入我們的視野,昭示自身的力量。如同“身體”一樣,作為技術實存的媒介物以一種無法消解的姿態介入性別話語的建構當中,開啟抑或阻礙著女性主義敘事重新書寫的可能性。


因此,在女性主義媒介批判領域中,我們要做的不應當只是從話語層面否定甚至抹除生理層面的差異,或者通過對社會性別建構的批判簡單地宣布身體差異的非法性,而是要在媒介技術處探討當下媒介的技術特性如何影響媒介再現中性別話語的生成,探討新興媒介技術是否能為女性敘事重新書寫開辟出一條“技術-身體”的新路。



二、無敘事的言說——數字媒介技術下的敘事困境

要探究女性主義能否在當下的數字媒介環境實現對性別敘事的重新書寫,我們首先就要探究,數字媒介技術本身的特性與我們日常話語建構之間的關系。當下盛行的社交媒體應用軟件作為一種數碼技術物,同時也作為我們日常生活中言說的中介,其自身的技術特性必然影響著我們的言說方式,並構造著斯蒂格勒筆下與技術相關的“第三持存”。於是,我們在媒介技術物之中如何言說,媒介技術物自身又如何言說就成為我們不得不先行追問的話題。在此,本文將借用韓炳哲與基特勒這兩位帶有明顯技術取向學者的理論話語,分析當下媒介技術環境中日常敘事話語的建構,尤其是與性別相關的話語敘事正面臨著何種困境,進而打開一種從媒介技術物本身出發探討在新興媒介情境中重新書寫性別敘事的可能性。


(一)時間間隙的消逝:色情化對性別敘事的消解


德籍韓裔哲學家韓炳哲(Byung-Chul Han)將數字化媒介平台中呈現出的“言說”現象看作一種敘事的匱乏,並將其歸因為“歷史性時間”在“現時”中的湮滅(韓炳哲,2009/2018)。深受海德格爾(Heidegger)和胡塞爾(Husserl)影響的韓炳哲認為,敘事的生成需要的是歷史性的時間。所謂歷史性時間,套用海德格爾的話術來說,就是曾在之向來“何所在”、將來之何所向與現在一道,共同向此“到時”(海德格爾,2016)。正是這種向此到時,形成了一種建構連續性敘事的可能。也就是說,對於經驗主體而言,在歷史性時間中,過去並非簡單的逝去,而是呈現為一種充滿意義的回憶。它與當下的在場一道使經驗主體“對於將來令人驚奇的和無把握的事物處於敞開著的狀態”(韓炳哲,2009/2018,p.16)。換句話說,正是在歷史性的時間當中,“居住在過去和將來之間的過渡上”的經驗主體從對記憶的反思中獲得對於曾在富含意義的解釋,同時在對當下的領會中為將來即將發生的事物賦予某種期許。就此,過去、現在、將來聚集在一起共同成為連續性的時間形式,使經驗主體在空間中擁有一種確定的方向,並且給予經驗主體(或者海德格爾所說的“此在”)和世界整體一個充實且富含意義的綜合性敘事。


而數字化媒介中所呈現出的時間形式則是一種有關“現時”的“空洞的持續”。韓炳哲指出,數字化媒介消除了歷史性時間中介於過去與將來之間的“時間間隔”。這一時間間隔我們將其標劃為“現在”。一方面,“電子存儲器或者其他重復再現的技術上的可能性銷毀了為遺忘負責的時間間歇。它們使過去即刻間就可以被喚出並得以被支配。沒有什麽能逃離那即時性的調用權。抵抗即時性的那些間歇則被消除掉。”(韓炳哲,2009/2018,p.82)正如斯蒂格勒所言,技術,是記憶的技術。但也就是在我們依靠數字再現與傳輸技術將記憶外置化的同時,技術也將我們的遺忘和回憶同時消除了。遺忘和回憶是一體的。這是因為對過去有遺忘,經驗主體方才能在“現在”這一時間間歇處有所領會的回憶,過去也才能在敘事中以“曾在”的樣式現身。當數字再現技術將“過去”作為現時在當下被即時調用時,經驗主體就此失去了遺忘的能力,因而也就無法回憶。另一方面,數字再現手段在將過去的回憶消解的同時也消除了有所期備的將來。它把將來變成即時的與當下相接續的瞬間“現時”。曾經,在歷史性時間中,經驗主體在對過去的回憶中於現在對將來有所期備。如今,將來變成一個個將要發生的“現時”連續相繼。


於是,過去、現在、將來之間的差異與間隙在數字社交媒介中統統不見了,它們在數字技術手段的操持中,全部歸入了“現時”的空名之下。無數個現時瞬間毫無間隙的接續相連,完全排除了在間隙處生成有意義敘事的可能性。過去、現在、將來原先富含意義且有所指向的連續變成了現時之間毫無方向的離散關聯。只需打開抖音我們就能感受到時間感受方式的轉變:每一次向上滑動屏幕,新的圖像被帶到我們面前,我們也就此實現了一次從一個現時到另一個現時的瞬間轉換。而當我們想要找回“記憶”的圖像時,我們只需向下滑動或是在用戶端的收藏與關注界面輕觸屏幕,“過去”就以當下的樣子再次復現在面前。對於流走的圖像我們漠不關心,因為它們隨時都可以被調用;對於還無所知曉的將來我們也無所期備,因為新的圖像在我們進行思考之前就隨著指尖的滑動瞬間到來。在短視頻的觀看中,圖像接踵而至,沒有時間間隙可供我們思考籌劃,自然也就無法形成連續的話語敘事。語言已然從閃爍的屏幕中消失。當然,短視頻平台還有自身的“語言”:那種基於各種數學模型所建構的高度語法化的“語言”——算法。


時間間隙的消逝並不肇始於數字媒介時代,在電子媒介時代這種消逝就已經有所顯現。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早已向我們提示,電視媒介作為一種電子技術物有其自身娛樂化的技術傾向。這種技術傾向對於啟蒙理性的線性時間觀念以及經驗主體的理性反思能力產生了破壞性的影響。波茲曼將其標劃為一種由媒介技術變遷引發的文化變遷。只不過,在數字媒介時代,數字化的媒介技術所引發的不再只是一種文化範式的躍遷,而是對於文化敘事的消解。但凡是文化都還是敘事性的,哪怕是以圖像化和娛樂化的方式結構的文化。同電子媒介受眾被動地接受信息展示不同,以數字技術為基的社交媒介留給我們“言說”的“窗口”。不過這種“言說”不再是主體的言說,而是基於算法的“自言自語”。每一次“主動地”發布信息、上傳動態以及滑動屏幕,實際上都在為數據的累積和算法的更新提供養料,生產著那個由算法為我們操持的空洞的自我能指。敘事的產生依賴於對象他者與主體的對置而立。如果說電視的信息傳播的被動性尚且以圖像化的方式為我們保存了與我們對置而立的表征對象,那麽數字社交媒介中所呈現的“主動性”恰恰是對於對象世界的取消。


簡言之,韓炳哲向我們描述了當下數字再現技術所給出的“現時”特性。這種“現時”的技術,既是我們在克服時間間隔中不確定感的“意外”結局,又是技術籌劃中的應然結果。也正是此種“結果”形塑了當下媒介情境中敘事危機。正如韓炳哲所指出的,“如今,我們的時代危機並非加速,而是時間性的散射和分解。”(韓炳哲,2012/2019a,p.55)數字技術對於現時的掌控與調用在其相應的數字媒介中所呈現的“話語”特征,恰恰是非話語的和無敘事的。寄存於計算與數據的數字化言說,消除了歷史性時間中的時間間隔,使思考和敘事變成不可能。負責建構敘事的“主觀性”,變成“彌補客觀數據缺失的權宜之計”。時間性的消逝,讓我們在數據時代喪失了與自身對置而立的對象他者,進而也喪失了有關自我與他者的敘事——當他者事物幻化成離散的無所指的數據之時,關於世界的理論知識由此轉化成數據庫,失去他者的“自我”也就只是基於數據算法生成的“量化自我”(韓炳哲,2014/2019b)。


同時,在這種媒介情境中,任何形式的性別敘事的重新書寫也變得不再可能。用韓炳哲的話來說,性別敘事在數字社交媒介中所面臨的是色情對愛欲的置換。愛欲是與身體差異有關的性別敘事。女性作為男性“愛欲的對象”,成為男性話語中不可化約的外部性他者,男性在對女性的欲求中獲得言說的能力。女性的這種外部他者的身份,一方面使得女性難以獲得自身的話語,只能以“至高的空名”的形式,不平等地出現在男性話語中。另一方面,卻也使得女性作為被欲求的對象,只能被欲求卻無法被占有。在男性敘事中,女性以客體小a的身份形塑著男性話語的生成,同時又作為差異的他者不斷刺入男性話語,使其難於完滿。由此,愛欲成就男性敘事,卻也使其無法滿足;女性自身不能言說,卻也作為否定的他者保存自身(韓炳哲,2013/2019c)。


數字社交媒介則通過色情化消解由情欲所形塑的性別敘事。色情化意味著附著在性別身體差異上的敘事隱匿消散,“所有語言皆被剝離,身體被削減至性愛本身。”(韓炳哲,2016/2019d,p.10)身體層面的性別差異被縮減為單純的兩性差異,被縮減為性愛本身,其中毫無敘事可言。女性的身體不再是愛欲中的對象他者,而是與男性身體一道成為單純的同一性自戀“圖像”——無所指向的單純能指。抖音中的俊男靚女,只是單純的力比多展示,而不再是愛欲的對象。數字時代色情化現象所昭示的不再只是單純的物化女性,而是男女共同的符號化過程,是一個“去文化”的過程。“那些色情的、去除了文化內涵的圖片沒有任何可讀性。它們就像廣告圖片一樣,透露著直接性、觸覺性和傳染性。”(韓炳哲,2012/2019a,p.48)它同數碼時代的其他現象一樣變成完全摒棄意義的數據主義。


(二)從“母親-自然”到軟件處的表層言說


1.“母親之口”(The Mother’s Mouth)與“話語網絡1800”

媒介技術與話語生成之間在基特勒的理論言說中產生了更加直接的關聯。在《話語網絡1800/1900》中,基特勒就歷史性分析了不同時代媒介技術的物質性與信息系統、話語網絡之間的構成性關系(Kittler,1990)。同韓炳哲相似,基特勒強調了女性(母親)以一種類似於阿甘本(Agamben)所說的“納入性排除”的方式促成了“話語網絡1800”的建構。


不同於“學者共和國”(Republic of Scholars)中由“上帝的語詞”(Word of God)(Kittler,1990,p.25)所構成的封閉的文本世界,話語網絡1800為文本的書寫尋得了新的起源——作為自然之象征的母親、女性以及與之相關的語音。“女性=母親=自然”這一等價系統構成了“話語網絡1800”中話語生成的起源(Kittler,1990),它意味著女性與自然一樣作為不可化約的他者,使男人具備說話的能力。基特勒通過浮士德的隱喻向我們表明,男人在愛情中,在對愛人(女性)的欲求中,獲得“向她言說並為她言說”(Kittler,1990,p.26)的能力,但與此同時女性自身卻是沉默的。也就是說,作為自然等價物的女性-母親在獲得起源身份的同時,自身卻無法言說。正是這一悖論形塑了話語網絡1800中信息生產的模式。


在女性-自然以起源身份顯現的進程中,家庭教育的權力從男性轉移到女性成為一個具有標誌意義的歷史事件。在“話語網絡1800”中,從“母親之口”(The Mother’s Mouth)發出的語音取代抽象的字母文字實現了對孩子的教育功能。字母的抽象能指轉化成母親語音中的所指將孩子從書籍中解放出來。母親之口作為中介使孩子與自然之間產生某種富含意義的關聯,“因為嬰兒總是將他們母親視作指向某種東西。母親的愛和語言在語義上的豐富性一起,確保了經母親之口說出的東西一定且必須是有意義的。”(傑弗裏·溫斯洛普揚,2011/2019,p.39)與此相應,母親從其自然意義上的原始身份中所獲取教育功能,使其自身的生產不可能從書本中獲取。基特勒通過對德國歷史的梳理指出,“話語網絡1800”中對母親的教育由國家資助的女性教育學校來完成。通過女性教育學校,女性成為自然-母親從而教會孩子(男性)識字、閱讀,同時讓孩子(男性)進入國家為男性設立的官僚體制中從事與書寫相關的職業。由此也就形成了母親(女性)生成孩子(男性),男性組成國家,國家形塑自然-母親的循環回路。通過這一回路,話語網絡1800實現了自身信息與敘事的生產(車致新,2019)。


這一敘事生成回路所指向的是一系列分隔的對立:女性與男性、自然與國家-社會、語音與書寫。這些“納入性排除”的二元對立彼此之間相互促進生成。語音與書寫這一媒介技術層面的對立與男女之間性別分隔相互影響、相互生成。對“母親之口”所發出語音的“發現”,既將母親作為“話語網絡1800”敘事生成的起源,同時也將女性作為“沉默的他者”被排除在男性主導的敘事體系之外,自然-母親只能以“起源”的教育者身份,外在於國家權力與官僚系統存在。換而言之,在基特勒看來,每一次偶然的媒介技術範式的遷移,都會深刻影響話語網絡的生成機制,以及包括性別敘事在內的整體敘事網絡的建構。


2.“軟件不存在”:表層言說的幻象

基特勒對於數字媒介技術的批判展開於其對軟件的批判。在基特勒看來,軟件有其根本上的物質基礎,這種物質基礎就是計算機的硬件。如其所言:“假若電腦系統不是迄今為止都必須與日常語言環境共存,軟件就不存在。”(基特勒,2019,p.125)早期的計算機,如ENIAC,並沒有“軟件”——預先儲存好的程序——實現輔助操作。此時,操作員還在通過手動操作與計算機直接發生關系。隨著對運算速度的要求不斷提高,手動操作無法滿足需求,這就需要對計算機進行編程,而這也就是“軟件”的由來。與此相伴的是編程語言的不斷發展。


從簡單的指令代碼到匯編語言再到所謂的高級語言,編程語言為了實現對那些“通用的、但自身不可讀的讀寫機器”(基特勒,2019,p.120)的描述和解讀而不斷演進。可是,不論編程語言如何演進,究其根源依舊是依寓於計算機硬件物理基礎的二進制代碼。也就是說,不論編程語言和人工智能在當下表現得如何高效、迅捷,它們都還沒有超越“圖靈機”的數學構想(車致新,2019)。真正與數字時代的書寫與言說相關的是計算機硬件本身,是作為硬件的芯片自身的結構特性,也是“電腦的某個硬件能容納一個書寫系統之類的程度”(基特勒,2019,p.132)。


事實上,編程語言以及各種應用程序所建構的“後現代巴別塔”的本質就是“竭盡全力將硬件藏在軟件背後,將電子能指藏在人機交界(human/machine interfaces.)背後”(基特勒,2019,p.125)。高級語言隱藏匯編程序、驅動程序隱藏BIOS,“後現代巴別塔”所實現的就是對硬件的層層遮蔽。而在這個巴別塔的最外層,正是我們最常接觸到的圖像用戶界面。當Windows、iOS這樣的圖像用戶界面越是強化自身用戶友好的特性,越是便於用戶的使用,就越是將用戶與硬件及其電勢能指(signifiers of varying electric potentials)相隔離。用戶通過界面使用自然語言與硬件發生關系的同時也就更加徹底地遺忘了由硬件直接生發出的二進制語言,遺忘了正是此種與芯片之電勢能指直接相關的二進制代碼“座架”(Ge-stell)了數碼時代有關對象世界以及我們自身的言說方式。


由此,基特勒向我們展示了軟件為我們編織的幻象。在基特勒看來,對象世界、自我甚至“軟件自身”的呈現方式本質上都受到作為技術物質性基礎的硬件及其背後的數學原理所籌劃,並且芯片自身的結構特性也決定了現今社會權力的等級秩序。當編程語言愈發靠近自然語言,我們就愈發被滯留在軟件所編織的表層幻象當中,與作為物質基礎的硬件相隔離。當各種芯片通過電勢能指連接、模擬並呈現著對象世界的同時,作為常人的我們也只能在軟件和各種社交媒介為我們編織的表層幻象中不斷重塑著那個關於“自我”的空無能指。我們無法與計算機有實質的接觸,自然也無法對事物有什麽本真的領會。“話語網絡1800”中的“母親之口”再也無法在數字社交媒介中發出富含意義的語音。社交媒介中人們的言說在此變成了相互之間遊戲般的“自言自語”,與敘事再無相關。數字技術所編織的社交媒介“不再處於物理過程和人類感覺裝置的關鍵交匯處,他們被移至數字機器的邊緣,以便讓人類得以接近這個獨立自主的數據世界”(傑弗裏·溫斯洛普-揚,2019,p.88),僅此而已。



三、“技術-身體”的再發現與敘事的再建構

由於韓炳哲與基特勒在其學術生涯中都受到海德格爾的影響,使得他們都十分關注技術物與敘事言說之間的關聯,這也與後期海德格爾對於現代技術問題和與敘事相關的語言問題的關注相照應。兩位學者分別從現象學和媒介考古學的理論視角向我們展示了數字媒介技術本身對於日常生活中敘事生成的消極影響,以及這種消極影響在性別話語敘事的建構與重述中所造成的困境。


如果說,時間間隔的消逝向我們昭示了常人在數字社交媒介使用中的“失語”現象,那麽基特勒對於“軟件不存在”的論述則更加深刻地指出即使是被我們看作專業人士的程序員也面臨著停留在表層幻象的無語困境。使用各級編程語言的程序員依舊無法觸及硬件運作時所產生的電勢能指。無論是“母親之口”在數字化時代的緘默不語,還是作為剩余他者的女性身體在數字社交媒介中幻化成空洞無所指向的色情化符號,都意味著性別敘事的重新書寫在當下的數字化座架中所面臨的困境。它意味著伊利格瑞、巴特勒等一眾女性主義學者重述性別話語的努力——這種努力試圖對性別上的身體差異進行理論性的再講述——在數字社交媒體平台界面的日常言說中難於實現。錨定在話語敘事層面的女性主義媒介文化批判,由於其對技術因素有意無意的忽視進而使自己在當下的媒介技術環境中處於不同程度的無效境地。數字媒介技術和基於算法的“分析權力”(analytical power)(斯蒂格勒,2019)阻斷了女性主義在身體與敘事之間的互動的可能性。借用斯蒂格勒的話語,源發於身體和心理的知覺與直覺的“洞察力”在數碼技術構成的“自動社會”(automated society)中被算法的統計學“言說”代替。算法的分析權力“短路”了理論敘事生成所依賴的“理論化和慎思的智力能力”,基於算法的高度形式化的準因果性圖像總是先於因果性的理論敘事表征來到面前。同時,既往針對身體的性別差異所形成的不平等的話語敘事,由於數字第三持存(digital teriary retention)的作用,被禁錮於近乎自動的第二持存“刻板類型”中(斯蒂格勒,2016),變成在意義層面愈趨貧乏的離散能指,阻隔了原本蘊含在技術持存之中的某種“個體化”的可能性。


面對數字化情境中敘事困境,女性主義在此所面臨的挑戰就是如何在數字化的言說領域中和算法權力的控制中找到一種重寫性別敘事的可能性,這既是女性主義理論實踐所面臨的挑戰也是其所要完成的任務。一方面,女性主義研究需要將各個領域中基於性別的身體差異所生成的普遍性理論敘事重述為某種“地方化”和“歷史偶然性的解釋”(劉介民,2009),生成哈拉維所謂的“情境化知識”(situated knowledge)。另一方面,女性主義研究,尤其是居於媒介研究領域的女性主義批判,還需要思考如何應對數字化媒介技術情境中的敘事困境,尋找出一條依寓於“算法治理術”的重寫性別敘事的新路徑。


韓炳哲和基特勒向我們指明了數字時代敘事困境的緣起以及這一困境對於性別書寫所造成的消極影響,可是對於如何因應這一困境兩位學者都未給出明確的路徑。在之後的論述中,本文將借用同樣受海德格爾影響的斯蒂格勒以及跨學科女性主義學者唐娜·哈拉維的相關理論資源,來回應前文提到的性別敘事困境,並嘗試在此基礎上提出一種“技術-身體-敘事”共構的媒介性別批判路徑,將數字媒介技術情境作為理論實踐生發的根基,以期獲得某種技術、身體和敘事相互影響與生成的可能性。


(一)數字第三持存毒性與藥性


1.毒性——對個體化敘事的阻礙

斯蒂格勒在其理論論述中,通過建構技術“第三持存”的概念,以一種不同的理論視角向我們陳述了我們在前文中所標明的數字化情境下的敘事困境。


斯蒂格勒繼承了胡塞爾對“原生回憶(記憶)”和“次生回憶(記憶)”的論述,並將其標劃為“第一持存”“第二持存”。胡塞爾指出,主體基於“原生回憶(記憶)”和“次生回憶(記憶)”之間的深刻關系形成了對於時間客體的意識體驗,以及對於時間流的把捉。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主體被置入一種過去、現在、將來時間流中,意義和敘事也在這一歷史性的時間流中生成,而這也是人類獲得關於自身與世界的知識與理論的基礎。斯蒂格勒在肯定胡塞爾時間意識現象學貢獻的同時,也對胡塞爾的理論建構添加了某種“增補”的東西,他自己將這種“增補”稱為“第三持存”(許煜,2017)。斯蒂格勒認為胡塞爾忽略了作為生命外置化的技術持存——第三持存——對於第一持存和第二持存的深刻影響。借助勒魯瓦古漢(Lerio-Gourhan)的理論話語,斯蒂格勒向我們指出生命在“進化”的整體過程中都在尋求走向生命之外。通過外在於生命的技藝裝置——一種記憶裝置——的不斷豐沛和進化,生命於外在處追求生命本身從而實現自身的進化(斯蒂格勒,2016)。這也正是斯氏所謂的個體化進程。


技術-書寫裝置(外置的記憶裝置)之所以重要就在於,它支撐了技術第三持存的生成,並深刻影響了第一、第二持存以及胡塞爾所說的作為“期待”與“前攝”的預存。在此,第一、第二持存與預存和第三持存之間形成了一種遞歸關系:技術-書寫器官(裝置)在“個體化”的過程中,通過生成將時間空間化的第三持存,介入到第一、第二持存(記憶)與預存的形成,以及個體化知識和跨個體化理論敘事的生成。同時,蘊藏在個體化與跨個體化知識中的持存與期待又進一步激發了對於新一輪外置化的想象與預定。也就是說每一次技術-書寫裝置的轉換都是先前知識體系外化的結果(斯蒂格勒,2016)。


但是,也正是在這一看似進步主義的遞歸進路中,斯蒂格勒指出了技術-書寫裝置的“毒性”。在斯蒂格勒看來,每一次歷史性的第三持存技術裝置的轉變都意味著先前個體化知識的“無產階級化”(proletarianization),無產階級化意味著個體無法從自身原先的知識敘事中形成與自身相關的資產。比如,工匠通過將技術運用在工作過程中鍛煉自身的技能,形成了關於自身與技術持存關系的知識——一種個體化的知識,最終獲得一份財產。但是在新一輪知識外化——我們稱之為工業革命的機械化——過程中,工匠“手藝”中凝結的個體化知識失效了,知識被傳遞到了機器之中。於是,作為資產者的工匠也就在工業化過程中變成喪失了“生產資料”的工人無產者。由此也就形成了一個悖論:知識的構成依賴於知識的外化,但“任何對知識的外化,都會帶來無產階級化這一威脅”(斯蒂格勒,2016,p.108)。正如斯蒂格勒所言,第三持存作為一種藥既具有“藥性”同時也具有“毒性”。


數字第三持存同樣也是當下無產階級化的主導因素,換句話說,數字第三持存正在施展著自身的毒性:


在21世紀,我們正在見證理論知識的失去,這已經開始,……基於數碼蹤跡的“自我和自動生產”(self-and-auto-production),由剝削這些蹤跡的自動機制所支配,超工業化的社會正在經歷著理論知識的無產階級化,正如在20世紀,廣播模擬式蹤跡通過電視造成了生活知識的無產階級化,也正如在19世紀,勞動者的身體服從於銘刻於機器中的機械蹤跡,造成了動手制作的知識的無產階級化(斯蒂格勒,2016,p.106)。

 

數字化的技術-書寫裝置因其“總體自動化”的特征而更具毒性。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種自動化阻礙了個體化的路徑。正如許煜“第三預存”概念所指出的那樣,數字第三預存作為一種為算法和大數據所主導的對於與未來事物的“期待(預存)”,阻止了個體寄存於直覺與經驗層面期待與前攝中“創傷類型”(斯蒂格勒,2016)的激活。而對於“創傷類型”期待的激活正是處於新技術震驚事件中的人類形成新一輪個體化知識的條件。只要稍稍思尋一下我們現時代的消費行為,這種毒性就能輕易顯現。一方面,我們的“記憶”正轉化為商品的瀏覽記錄被儲存在服務器之中,形成了有關以自身的蹤跡以供算法使用。另一方面,算法通過多種統計學的數學模型籌劃我們自身形成的蹤跡數據,並最終形成了關於商品的某種推薦——數字第三預存——影響我們未來的購買行為。更進一步的是,以算法推薦現身的期待總是先於我們知覺和經驗的期待來到我們面前。打開淘寶的應用界面,算法推薦的商品總是先於我們基於經驗所形成的期待(第二預存)之前向我呈現;進入抖音之後,推薦的短視頻總搶在經驗預存之前來到眼前。如許煜所言:“將未來置於當下的第三預存的產生妨礙了進入作為‘我思’原始模式的過去。”(許煜,2019,p.234)經驗主體依寓於原生持存、第二持存和前攝的時間結構的思考形式都被數字化的第三持存所阻隔。基於此的新的個體化知識敘事在算法跟大數據共同作用下難以生成。個體變成為計算機提供數據蹤跡的“被剝削者”,不斷為算法實現其自動化控制提供養料。


2.藥性——技術與生命的遞歸關系

盡管數字第三持存的“毒性”前所未有的強大,斯蒂格勒還是強調了技術-書寫裝置的藥性。縱然數字第三預存、持存阻斷了我們進入思考與理論敘事的路徑,我們依舊要在數字技術顯現的地方尋求再次建構個體化知識的出路。斯蒂格勒對個體化進程中技術第三持存重要性的強調,事實上是向我們標劃了作為生命外在化的技術裝置與我們自身生命、身體以及心理的不可分割性。生命與其外在的技術裝置並不是二元對立的關系,相反,生命必須經由技術第三持存形成與自身相關的個體化知識與理論敘事,才能消除第三持存所引發的無產階級化——熵化——效應,進而獲得某種負熵的出路。這也正是斯蒂格勒的理論實踐對我們而言最具啟發性的地方。


一方面,當我們批判當下社交媒介中所呈現的意識形態的權力話語以及與性別相關不平等話語時,我們必須考慮到數字化技術對於話語敘事的深刻影響。另一方面,當我們批判數字化技術對於重寫知識-敘事的負面作用時,我們不能簡單地把數字化技術看作是壞的“對-象”,將消除或完全主體性的占有這一對象作為最終的目的。我們所需要的恰恰是要在數字技術與我們身體-心理的接合處、在我們對於數字媒介技術的使用中找尋新的個體化可能性。借用阿甘本的話術,如果說技術是生命和身體的外在形式,那我們既不能只是停留在被形式化所掠奪的赤裸生命中,也不能將希望寄托在將形式簡單廢除的幻想中,而是要在技術與生命遞歸關系中形成一個不可分離的“生命-形式”。


在當下數字化媒介情境中,斯蒂格勒給予性別話語重新書寫最重要的啟示,就是“技術-身體”作為遞歸關系整體的不可分離性。技術對於身體的每一次進入,既帶來危機也生成機遇。面對新技術介入身體時所引發的熵化效應,我們也應意識到新的“技術-身體”組合正給予我們重新建構性別個體化敘事的可能性。以何種方式“使用”技術以及是否能讓“技術-身體”作為新的個體化可能性顯現,決定了我們最終能否進入書寫嶄新歷史的救渡中。


 (二)“技術-身體”的“賽博格”——重寫性別敘事的可能性


斯蒂格勒試圖重建被數字第三預存所阻礙的個體化知識敘事再建構的努力並不是孤立的,在女性主義研究領域我們也能找到相應旨趣,這其中以哈拉維最具代表性。哈拉維試圖通過“賽博格”這一技術-身體共構的概念打開一種“情境化”重寫性別知識敘事的可能性。


哈拉維女性主義批判的主要切入點是其對科學客觀性中男性主義隱喻的指認。“所有的故事都以比喻的方式流通,即,表達任何事物所必需的修辭格。……所有的語言都會轉向和跳躍;從來沒有直接表達的意義……”(哈拉維,2008,p.237)在哈拉維看來,所有所謂“自然的”“客觀的”科學知識敘事的表達都是由語言作為中介的,也都是有文化隱喻介入其中的。科學語言和理論敘述的客觀性都必然是文化隱喻作用下的相對的客觀性。哈拉維認為,這種並非“自然而然”的、相對的科學客觀性本身並不是問題,某種程度上科學理論敘事的本質就是這種客觀性。真正的問題在於,這種客觀性背後所隱藏的那種與男性主義隱喻相關的二元對立結構以及它們對於普遍性和同一性的理論訴求。男性與女性、主體與客體……這種主客分離的二元對立,潛在地要求著一方必須是另一方的對象,並且預設了消除這種對立的方式只能是通過主體對客體占有或排除實現一種主體對於客體的普遍性、同一性敘事。換而言之,主客對立的這種潛在預設遮蔽了科學敘事中客觀性的相對性本質,並將這種對立絕對化、普遍化,實現了科學敘事中主體對於客體、男性對於女性統治邏輯的建構。


哈拉維努力要做的就是清晰地指認出科學敘事中客觀性的局部性與非同一性本質,並以這種局部的客觀性為基礎對各領域中的科學敘事重新書寫,進而形成她所說的“情境知識”(situated knowledges)。“情境知識”反對普遍性話語,反對同一性,主張科學客觀性的具體性與局部性,強調科學敘事的合理性與客觀性存在於具體的實踐以及特殊的歷史情境裏。同時,“情境知識”同樣反對與男性氣質相關的主客二元對立,認為正是這種對立造成了女性話語在科學敘事中的普遍性困境。由此,哈拉維指出“女性主義的客觀性是關於有限方位和情境知識的,不是關於主體和客體的超越和分類的”(哈拉維,1990/2012,p.264),而賽博格正是進入“情境知識”的路徑之一。


哈拉維指出:“賽博格(cyborg)是一種控制論有機體(cybernetic organism),是機器與有機體的混合,既是社會現實的生物,同時也是虛構的生物。”(Haraway,1991,p.149)也就是說,賽博格是生物有機體與技術物的拼合體。通過將機器、芯片等技術物與人的身體相結合,實現對身體機能、性能的改造與控制。安裝電極的帕金森病人、連接胰島素泵的糖尿病人甚至未來接入馬斯克腦機的人都是作為“賽博格”的接合體。


賽博格的顯現是對作為普遍性隱喻的二元對立的模糊與消解。作為技術與身體的接合體,賽博格刺破了有機體與技術物、主體與客體、男性與女性這些原先被先行籌劃的普遍性對立的穩固邊界。先前看似“自然而然”的簡單區分變得復雜。當腦機介入人腦時,我們很難區分何為人體何為人造物、何為主體何為客體。在算法人工智能的深度介入的情境中,曾經的主體與客體都成為數據蹤跡生成與使用的參與者,他們之間的關系類似於許煜所說的“客體間性”。正因如此,賽博格作為拼合體在模糊對立邊界的同時,提供了一種地方化、具體化的“技術-身體”差異。借由對賽博格的地方化闡釋,我們能夠在性別、技術以及其他不同領域中形成容納多種差異矛盾的具體化敘事,也即哈拉維所說的情境化知識。


賽博格這一技術-身體的接合概念給我們的啟發就在於,它將技術對身體的介入看作是重新書寫科學理論以及性別隱喻的新的可能性。當面對數字媒介技術第三持存對個體化知識建構的阻礙時,我們應當從哈拉維的視角來思考在媒介技術物與身體的接合處是否存在著建構新的理論敘事與性別敘事的質料。每當新的數字媒介技術介入身體形成新的“賽博格”時,就意味著新的有關技術-身體具體差異作為一個“震驚”事件與我們照面。我們所要做的就是從這一震驚事件出發,對先前具有強制力普遍性差異(比如,性別差異、主客對立)進行地方化重寫,形成有關性別、技術、身體的差異性敘事和情景化知識。這既是女性主義研究的目標,也是居於不同領域的媒介技術研究的目標。


基於斯蒂格勒和哈拉維在各自學科視閾所進行的理論和實踐嘗試,本文試圖在此初步勾畫出一種在當下數字媒介時代重新書寫性別敘事的學術路徑。此一路徑主要依賴於將以媒介技術物為導向的媒介現象學和以“技術-身體”後人類為主軸的人類學結合起來,共同作為女性主義媒介批判新的學術依寓。我們既需要韓炳哲和斯蒂格勒這樣的現象學者為每一次技術迭代所引發的形式與身體的分離做出批判性的注解,指明新興的媒介技術作為外在化的形式裝置是如何不斷將身體排除在外並使我們在斷裂處喪失敘事性言說的能力,同時也需要像哈拉維這樣的後人類學者那樣,在新技術“刺入”身體之時,運用人類學的方式獲得與性別相關的“技術-身體”地方化知識。如果將文身、染發、改變膚色以及整形手術看作我們改進和重塑身體的手段(Shapiro,2015),那我們是否可以從性別的視角出發,將數字技術如何在不同群體的身體中所留下的“印記”作為人類學的研究對象?數字技術對於我們身體生物學意義上的改變,是否能夠對於曾經在科學領域不平等的性別敘事形成挑戰?或者如“時間線”(ligne de temps)軟件④那樣,將某一個體在短視頻平台瀏覽的一連串視頻圖像集成在一條視頻時間線上,讓這一特定個體對其由算法所操持的瀏覽行為進行重新陳述,看其是否能夠產生有關性別問題的個體化敘事。所有這些都可以成為以“技術-身體”為導向的媒介人類學以及現象學的研究課題。


四、余論:哪裏有危機哪裏便生救渡

在女性主義學者試圖在不同學術領域重新書寫與性別相關的身體差異時,新興的數字媒介技術正以一種既外在又內在的身份介入身體以及話語敘事的生成中。正如,韓炳哲、基特勒和斯蒂格勒所陳述的那樣,寄存於大數據、算法以及人工智能等一眾數字技術的新興媒介阻礙了日常生活中的感發性敘事以及理論敘事的再書寫與再生成。這既是女性主義所要面對的技術困境,也是諸如社會科學、生物學和其他各個層面的話語敘事都要面對的技術困境。當歷史性的時間敘事被“現時”“瞬間”的離散化言說所取代,當第三預存將社會中不平等的權力話語以及資本的邏輯隱藏在算法與人工智能結構的“無思”時,女性主義媒介批判就不能只限於對媒介中所呈現的表征進行文本分析,而是要深入地探究媒介技術物本身的物質性對於敘事建構和話語重寫的影響,探究媒介技術物在與身體的接合中能否生出新的“技術-身體”差異用以激發出重構性別言說的可能性。


本文對韓炳哲、基特勒、斯蒂格勒以及哈拉維的理論思想進行闡述,其目的就在於試圖建構一個媒介技術-身體-性別敘事共構的女性主義媒介批判研究架構,更好地實現媒介物質性研究與女性主義研究的接合,進而形成一種技術哲學、媒介現象學、人類學和社會學“共在”的跨學科研究態勢。


當下,在數字化媒介技術“座架”(Ge-stell)以海德格爾所說的“巨大之物”(das Riesenhafte)(海德格爾,1975/2012)的樣貌在我們對於世界整體的敘事中現身時,我們在被“逼促”中面臨的是一種無法言說的困境。但也正如海德格爾引用荷林德爾詩句所表明的那樣:但哪裏有危險,哪裏也生救渡(海德格爾,2000/2005,p.28)。技術是危機的源發之處,更是我們拯救自身的起點。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在技術與身體接合處找尋重寫性別敘事的新出路,是居於女性主義領域媒介技術研究在當下的技術環境中所要完成的任務。


注  釋


①本文論述中多次出現“敘事”“話語”和“敘事話語”等相關術語。在敘事學的學術話語中,這些術語在概念範圍上存在一定差異。本文為論述流暢,將上述術語共同指向“敘事性話語”這一概念。


②“我也是”(MeToo)運動,是由美國女星艾麗莎等人在社交網站上發起的反性騷擾運動,呼籲所有曾遭性侵女性“打破沉默”挺身而出說出慘痛經歷。


③該運動始於2013年非裔美國人抗議警察暴力執法的網絡運動。之後,美國又爆發了大大小小數千場“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遊行示威。2020年,非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因白人警察暴力執法慘死而引發大規模的抗議和騷亂,新一輪聲勢浩大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再次蔓延全美。


④“時間線”軟件是斯蒂格勒主導的研究和創新研究所(Institut de recherche et d’innovation)制作的一款以合作為主題的軟件。該軟件通過把音像流置於可實現離散化分析的“時間線”中,允許對音像材料的合作性注解,從而實現在“電影流數碼式語法化”中形成對於整部電影時間結構的理解敘事。在斯蒂格勒《人類紀裏的藝術:斯蒂格勒中國美院講座》一書中對其有所描述。




本文參考文獻從略,完整版請參看刊物原文

原文刊載於《全球傳媒學刊》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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