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葛兆光 :什麽才是好的學術書——從學術史的角度看

葛兆光 勿食我黍

作者|葛兆光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特聘資深教授



原編者按語:對有誌於學的人來說,何為好的學術書是一個根本問題。根本問題任何時候都有價值,在今天也許尤其如此。今天,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回到根本問題。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問題,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術。談論何為好的學術書要涉及兩個同心圓:一是學術共同體的建構;一是學術與時代的關系。

以下為社科文社科文獻大講堂暨鳴沙史學嘉年2021年系列第一期,葛兆光教授的講座視頻部分。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以下為根據講座內容整理的文章,發表在《光明日報》( 2021年05月15日11版):



什麽才是好的學術書


作者|葛兆光



“什麽才是好的學術書”,我談的範圍沒有那麽廣,只是一個大學裏的學者尤其是歷史學學者從學術史角度的觀察。我想從學術史的角度來談一談在一個時代什麽才是好的學術書,從學術史的行情來談一談現在什麽是大家需要的學術書,希望出版社跟學界一起來推動出版適合這個時代的好書。

好的學術書有三個標準

我認為,評價一部學術著作好不好,有三個標準。第一要看有沒有提供新史料和新證據,如提供了,它就是好書。我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做過一點佛教史的研究,現在回想起來有一個例子印象很深。

1926年,胡適在倫敦和巴黎看敦煌文獻時發現了有關唐代禪僧神會的新資料,一下改寫了整個禪宗史。禪宗史最關鍵的一個時代或者說最關鍵的一個問題,就是南、北宗在初盛唐之交發生的一場大轉折、大爭論,六祖慧能取代了原來可能成為正宗傳人的神秀。可是,由於胡適發現了有關神會的新資料,一下子就推翻了這個結論,並指出,神會才是中國禪宗史上最重要的人物。神會的出現,同時是中國佛教史、印度佛教中國化的一個關鍵。從這個角度來說,胡適的《神會和尚遺集》當然是一本好的學術書,因為它拿出了新證據。

當然,不一定好書就是百分百正確的。胡適也有一些錯誤,我曾經寫過文章,指出胡適的有關禪宗史的結論,包括對神會的研究存在錯誤之處。但是,盡管有不正確的地方,胡適的禪宗史研究提供了新史料、新證據,那就是好書。

所以我要講一句繞口令式的話:正確的書不一定是好書,不正確的書不一定就不是好書,平庸而無用的全面論述,絕不是好書,深刻的片面,有時候恰恰是好書,能夠提供有用的新資料和新證據就是好書。

胡適的研究不僅在禪宗史上提供了一個新的說法,還提供了三個非常重要的啟示:第一,禪宗自己寫的禪宗史書多是塗脂抹粉,塑造一個正統的歷史脈絡。第二,所有的偽造的禪宗歷史都是在宋代出現的。第三,一定要在禪宗之外去找別的史料來研究禪宗,這一點很重要。能提供新資料和新證據,特別是你提供的恰恰是最關鍵的那一部分,能發掘歷史大關節的,就更是好書了。

好的學術書的第二個標準,是提供新思路和新概念。

說起中國的歷史學者,我們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陳寅恪先生。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提到一個概念——“關中本位”,就是說從北周到隋唐,政治舞台上的核心人物都是關中人或隴西人,像弘農楊氏、隴西李氏等等。一直到武則天時代這個情況才有所改變,也就是說,陳寅恪改變了過去以山東江左為中心的政治文化史的描述。陳先生用的史料都是舊的,但是他的概念是新的,雖然他提的這個概念也不一定都對,黃永年先生的《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就批評“關中本位”這一概念。

其實,被別人不斷地追著去批評,恰恰說明提出的概念有力量。陳寅恪先生提出的“關中本位”這一概念,現在仍是整個中古史研究的話題,因為它剛好聯結了中古史最重要的幾個概念——族群、地域、家族、政治。現在我們研究中古史還是圍繞這幾個重要因素,陳先生很了不起。

新思路和新概念就像聚光燈,打到哪裏就亮到哪裏,吸引大家不由自主地跟著關注、跟著討論,不管它是對是錯,都刺激你去想新問題和新領域。我認為,有爭議、有反響的書,總比水花都濺不起來的書要有價值。我比較熟悉的日本學界,如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論”,丸山真男講的“忠誠與反叛”,都提出了關鍵的新概念,因此就非常重要。

好的學術書的第三個標準,是給學界提供典範、提供方法,它不僅能在本專業領域產生影響、提供啟發,而且能給其他領域提供樣板。

王國維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論》是最典範的研究,激發了後來的“兩重證據法”。我在日本發現了王國維送給內藤湖南的最初手稿,而且是把《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論》合在一起的,這說明前面的考證背後有大想法,《殷周制度論》大體就是《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的結論部分。

這涉及一個中國歷史上最關鍵的問題,自殷商到西周,確立了嫡長子繼承制度,中國的禮制最終得以完成。殷商時還有兄終弟及,旁系繼承。

但到了西周,確認了皇位繼承必須是嫡長子,才有了後來中國歷史上種種復雜的事情,除了宗法制度之外,比如說宋代的濮議,明代的大禮議,其實都是因為嫡長子繼承制。

所以,王國維的研究作為兩重證據法的代表,被大家記住了。我們必須把地下出土的文物跟地上傳世的文獻結合起來,這是一個學術典範。

所謂典範研究,就是規定了這個主題討論的框架、方向和理論。可是我們現在很多學術書,就像是教科書、概論或是高考作文題,既沒有新資料,也沒有新思路,更不要說新典範。

二十世紀學術史與“預流”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術,我們還要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看什麽是好的學術書。

陳寅恪在陳垣的《敦煌劫余錄》序文裏的一段話,即所謂學術要“預流”的問題。他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更通俗一點講“未入流”就是不入流。

當然,陳寅恪先生並不是說一定要追趕潮流,他是說每個時代學術都有它的特點,都有它的問題,有它的關注核心。

做學問要走在時代話題和當下學術潮流的前面一點,只有這樣,才會有人跟你討論,才會有人響應,才會有人理解。特別是現在的全球化時代,在國際學術環境裏面,躲進小樓成一統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想以20世紀學術史為例,談一談20世紀學術主流是什麽,為什麽當時這些書是好的學術書。

20世紀中國學術變化有四個特征:一個是時間縮短,把傳說神話從歷史中驅逐出去,這是20世紀中國歷史學的一大貢獻。二是空間放大,把歷史視野擴大到滿、蒙、回、藏,甚至整個亞洲和世界。在這一點上,敦煌文書的發現,給我們提供了很多激發。三是史料的增多,引出很多課題。所謂“四大發現”,即甲骨文、敦煌文書、居延漢簡還有大內檔案,如果再加上胡適所說的關注日本和韓國保存的中國文獻,就是“五大發現”。這“五大發現”再加上歷史學視野發生的改變,使得我們對檔案和史料的理解發生了很大變化。很多原來不被認為是史料的東西,開始被關注。四是問題復雜,各種理論從東洋來,從西洋來,使得有關中國和亞洲歷史的解釋變得豐富起來。需要注意的是,實際上,中國歷史學的大變化,是受到了19世紀到20世紀的歐洲東方學和日本東洋學的巨大刺激的。

19世紀到20世紀的歐洲東方學和日本東洋學的新變化,可以歸納為五個方面:第一,西域和南海之學。由於史料與空間擴展到中亞、東南亞這些地方,學者就不得不去了解亞洲各種語言文字,各種語言之學跟歷史之學也就密切地結合在一起。

第二,超越精英文化世界,走進底層的宗教和社會。歐洲東方學的一個來源是傳教士,跟一般的書齋學者不同,他們要走向基層,走向社會,走向民間。

第三是中國與外部世界之交往,歐洲東方學和日本東洋學的學者特別關心更大範圍的中國與周邊,所以,中國文獻裏的旅行記、出使行紀、諸蕃誌、殊域誌、航海記錄等都特別受關注。

第四是田野調查和遺跡發現。如賀昌群所說,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基本上是一個“發現的時代”。中國很多佛教、道教和建築史上的重要依據,是沙畹、喜仁龍、斯坦因、弗利爾這些人發現的,他們留下了很多田野調查和遺跡考察的資料。梁思成在著作裏提到過,對這些遺跡的發現前面全是歐洲人和日本人在做,極大地刺激了他。

第五是超越經典文獻,注重邊緣資料的發現,包括西亞、中亞和東南亞的資料,敦煌文書和民間文獻,民族語言的文獻,這都是他們先做起來的。

在這五個重要趨勢的刺激下,中國學界才出現了上文所說的20世紀的變化,這就是當時的國際大潮流。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初期,歐洲東方學刺激了日本的東洋學,而日本的東洋學又在20世紀初期強烈地刺激了中國的學術轉型,這是一連串的變化。回顧學術史,為什麽在20世紀的中國學術中,梁啟超、王國維、陳垣、陳寅恪、顧頡剛、傅斯年這些人是主流?就是因為他們“預流”,進入了國際東方學主流的問題、領域和方法。

王國維了不起在哪裏?陳寅恪有三句話的評價:第一,“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就是兩重證據法。第二,“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相互補正”,要看各種不同文字的文獻——異域文獻。第三,“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是說不能夠只固守在自己傳統觀念裏面,要接受外來的新觀念,然後跟原來的舊材料互相結合。我認為這三句話再準確不過了,這就是王國維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身處20世紀學術史的大潮流中,在這個大潮流裏面寫出來的就是好書。


當時,沙畹的《摩尼教入中國考》,桑原騭藏的《蒲壽庚考》,陳垣的《元西域人華化考》都是好書。此外,看當時外國人對中國學術書的關注,書評最多的,一個是陳垣的《元西域人華化考》,還有一個是顧頡剛的《古史辨自序》,他們認為這些是好書,因為它代表了中國對古代歷史觀念的一個巨大變化。

“行情”:把中國史納入世界史

21世紀已走入第三個十年,那麽,什麽才是國際學術界會關注的大話題呢?以前楊聯陞先生講過一段話,他在《書評經驗談》裏說,做學術最重要的一條要懂得“行情”,這跟做商人是一樣的。我以個人的一點經驗來揣測一下,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最近這十年,世界史的書特別受歡迎,出版得特別多。比如社科文獻出版社的“甲骨文叢書”就很受歡迎。這十年來全球史、世界史的書受歡迎,我覺得這隱含著對中國的思考。這些書比較會講故事,有世界的眼光,而且敢於想象和推論,書寫的東西我們覺得很陌生,陌生就會有新奇感。


把中國帶進世界,把世界帶進中國,也許我們的中國史研究可以有一些新的成就。

9世紀日本和尚圓仁隨遣唐使到中國求法,寫了一部日記體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哈佛大學教授賴肖爾的《圓仁唐代中國之旅》(Ennin‘s Travels in T’ang China),在世界史範圍內做了一個非常好的解釋,他指出,《馬可·波羅行紀》是世界名著,馬可·波羅在中國旅行是世界史上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可圓仁在中國的旅行比馬可·波羅要早4個世紀。而且,馬可·波羅只不過是一個異域之人來到中國遊歷,因為他不懂中國語言,他根本不可能真正深入地了解中國。圓仁則不同,他不僅通漢文,用漢文寫作,且是一個佛教徒,跟中國文化有密切的聯系,他對中國的理解要深刻得多。

更重要的是,9世紀在世界史上是羅馬帝國和隋唐帝國的衰落期,圓仁剛好碰到了唐武宗滅佛,親歷了那個變動的大時代。在賴肖爾看來,這件事跟當時唐帝國的衰落是相關的。賴肖爾的解釋,使對《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研究得非常透徹的日本人也大為嘆服。像這樣擁有宏大的世界史視野,又能對一個事情做精細的研究,就是一部好的學術書。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好的學術書,從學術史的角度講,要了解這個時代的學術潮流、學術前沿,才能知道什麽是這個時代需要的、好的學術書。

我們經常講,博士生有一個大問題就是不會選題,好像套模子似的。其實選題最重要的就是要判斷學術界的潮流,像楊聯陞先生講的“行情”或像陳寅恪先生講的“預流”。所以,如果要看好的學術書,多去講壇、課堂、會場和書店看看,你就知道什麽是好的學術書。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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